为先贤立传，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，自西汉司马迁撰《史记》，开创纪传体以来史不绝书。近现代名人传记作品汗牛充栋，但我国现代医学先驱、卫生防疫事业奠基者伍连德博士（1879～1960），除他本人撰写的《鼠
1、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，退出东北，借北满铁路盘踞哈尔滨一带。日本在列强干预下将辽东退还给清朝，但把大连作为殖民地，设关东州，借南满铁路继续蚕食东北。（《国士》第55页，下同）
显然作者混淆了“甲午战争”（1894）和“日俄战争”（1904）。甲午战后，日本胁迫清政府接受“马关条约”，中国割地赔款，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，后“三国干涉还辽”，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的代价，赎回辽东半岛。十年后日本又发动了“日俄战争”，攻陷旅顺口打败俄国，签订“朴次茅斯”和约，将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划分成“南满”和“北满”。之后，日本在大连、旅顺一带建立起“关东州”。沙俄也没有退出东北，而是退回东北北部――北满，南满权益让予日本。这里，作者还将“三国干涉还辽”（1895年），误为“日俄战争”（1904年）后的事情,这是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误。
2、一个名动公卿的名医，无奈地看着共和国总统离去。（第163页）
在全国人民征讨声中，“共和国总统”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，忧惧而亡，结束了81天“洪宪皇帝”美梦。医生对待死去患者角度与常人不同，但作者这样说也太过分。
3、从公元541年起，到1941年青霉素大量生产使人类掌握了致胜的武器为止，整整1400年，人类和鼠疫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争，死于鼠疫者以数千万计。（第200页）
看了上面这段文字，读者一定以为青霉素可以治疗鼠疫，实际上青霉素非广谱抗生素，只能抑制球菌生长，对鼠疫杆菌无效，链霉素才能治疗鼠疫。两种抗生素发明年代有先后，药理作用、生产工艺都不同，不能混为一谈。
4、现在他只是东北防疫总处处长，这个防疫总处是隶属哈尔滨海关的。（第177页）
东北防疫总处……机构上一直隶属哈尔滨海关，没有和政府职能挂钩。（第201页）
东北防疫总处……原属哈尔滨海关，后来独立，不是政府官方的。他那个处长是一个历史的产物，和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没有关系。（第245页）
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（以下简称防疫处）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，由中央政府外交部和地方政府统辖。防疫处中外专家荟萃，设施先进，是当时世界著名卫生机构之一。防疫处机构是什么性质，看看该机构建立的背景、过程就很清楚。
东三省第一次肺鼠疫大流行（1910～1911）平息后，在奉天召开了“万国鼠疫研究会”，与会各国专家达成共识，建议中国政府在东三省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，以防瘟疫卷土重来。清政府采纳各国专家建议，决定在北满建立防疫机构，下设五处防疫医院。议定各防疫医院开办费由东三省地方政府筹措，常年经费在海关税项下划拨。当年中国海关被列强把持，动用关税要经各国驻京使团首肯。
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当即拨出奉天库银14万两（21万元）作为开办费，吉林巡抚衙门在哈尔滨划出187亩土地建设防疫医院总部――滨江医院。
辛亥革命后，各国驻京使团以中国政局变化为由，拒不拨付防疫经费。经外交部反复交涉，终于同意在海关税中拨付7.8万卢布为一年的防疫经费，派哈尔滨海关税务司为监理，管理各医院经费。防疫处存在的19年中共有六位国籍不同的海关特派员担任防疫处的会办兼司账。
常年经费落实后，北京政府外交部派伍连德来哈尔滨筹办。《外交部致黑龙江省都督府公函》对以上史实有翔实记录。公函称，“本部现仍派伍连德为总医官，前往哈埠筹办一切……惟卫生事宜与民政时有关涉，须由地方官遇事辅助办理方易措手。应请贵都督加予委任，以重责成其办事权限及应负责任……”黑龙江都督宋小濂亲笔签批：“伍连德可以加状委任”，落款日期为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七日。这份档案原件现存黑龙江省档案馆。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另一份档案，《滨江医院开办礼单》（1912年）中，吉林西北路观察使、滨江关道尹李家鳌的“医院创办始末情形”，也证明防疫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、委任负责官员，由外交部和地方政府双重统辖。政府授予伍连德关防的印文：“总办哈尔滨等处防疫医院事务兼总医官之关防”也说明了防疫处机构的性质。
仅凭防疫处的账目由海关特派员管理，而断定防疫处是海关所属机构与史实相去甚远。
5、让日寇的炮火再猛烈些吧，中国不缺热血。（第261页）
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炮火，在民族危亡时刻，中国人竟然如此呐喊？！虽然是套用高尔基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”的佳句，但在此语境中会给人何种感受，相信读者自有公论。
6、第十九章 老兵不死（第268页）
麦克阿瑟有句名言：“老兵不死，他们只是悄悄地隐去。”（第282页）
麦克阿瑟其人其事中国人并不陌生，他扬言轰炸中国沿海城市、摧毁东北工业基地；反对结束朝鲜战争，极力鼓吹“保卫台湾”。信手拈来这个战争狂人比附“国士”，伍连德博士九泉之下有知，将作何感想？本来风马牛不相及，何必多此一举。
《国士》还存在地名、机构、称谓等错讹，不一而足，例如：
将满洲里以西三十多公里处的产煤市镇“达赉诺尔”（Dalainor），误为“呼伦”（第179页），殊不知此处为矿区，而非附近的达赉湖（呼伦湖），距呼伦贝尔则更远；
瑷珲误为“艾根”，三姓误为“三星”（第150页）；
清政府外务部误为“外务府”（第51页等多处），稍有历史常识就知道，有清一代只有内务府，从未设“外务府”；
称哈尔滨付家甸地方官为“陈知县”(第72页等多处)，当时此地设“滨江厅”衙门，长官为同知或通判，进入民国才改设县治，称“知县”为时过早。
伍连德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，现存大量文献档案可供参阅，伍连德本人生前对以上史实也有详细记载，如果作者认真对待，不至于出现这些差错。如《鼠疫斗士：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》（英文版）第13章：“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”（第375～402页），对防疫处的历史沿革、机构、成员等做了翔实地记述，第3章第112、114页即为“达赉诺尔”防疫经过的记录。
无论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，都应取科学、严谨的态度。历史人物传记作品尤其要敬畏历史，以免误导读者。
（《国士无双伍连德》，王哲著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版，29.80元）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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